1972年4月26日，北京通县一间接待室里，刘沙带着孩子见到了五年未见的吕正操。小女儿扑过去握住父亲的手，他却迟疑着问：“这是谁？”孩子们强忍眼泪，笑着提醒：“你看她像不像小妹？”吕正操这才认出女儿，感慨道：“小不点儿长这么高了！”
这次相见，表面平静，背后却压着一家人难以言说的苦楚。自1967年7月起，吕正操接受审查，长期失去自由。刘沙也曾被拘留，直到1970年才离开原来的关押环境，随后被安排到河南信阳的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
那几年，夫妻二人很少得到彼此消息。刘沙患有心绞痛，1972年3月获准回北京治病，听说丈夫身体也不好，心里始终放不下。她于4月8日给毛主席写信，说明情况，请求探望。批示很快下来，但具体落实并不顺利，刘沙等了很久，才终于见到丈夫。
她带孩子们出发前，特意叮嘱大家：“见到爸爸，谁也不许哭。”这不是不难过，而是担心吕正操承受不了孩子们的悲伤。五年时间，足以改变一个孩子的模样，也足以让一个家庭的生活完全变样。
有意思的是，刘沙并没有把这次探望只当作叙旧。她判断，中央正在处理一批长期审查干部的问题，丈夫的事情或许已经出现转机。于是，到了8月29日，她又带着家人来到通县，希望能与吕正操单独谈几句。
会议室里有看守人员，探视时间也受到限制。刘沙没有绕弯子，直接对丈夫说：“你要把情况如实向毛主席讲清楚，给毛主席写信。”看守人员马上制止，她仍接着说：“切不可对毛主席见外，信可以请中央派人取走。”
话说到这里，探视被迫中断，刘沙也被请出了房间。她没有因此退缩。回到北京后，她继续设法推动申诉，并把从丈夫那里带出的材料转交给叶剑英、王震等人，希望这些材料能够进入应有的审查程序。
吕正操后来确实写了申诉信，但信件一度被专案人员扣留，没有及时送达毛主席。刘沙得知后，便给周恩来写信，说明信件被扣的情况，请求中央查明并取回。她的做法很直接，也很冒险，但在当时的处境下，若没有这样的坚持，问题很可能继续拖延。
1973年1月，吕正操的申诉信终于送到毛主席手中。毛主席在信上作出“解除监护”的批示。然而，批示没有立即得到执行。直到1974年，毛主席再次过问此事，吕正操的问题才真正出现转机。
有关部门随后复查，认为关于吕正操被敌人策反、勾结国民党的嫌疑，属于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，现有材料不足以成立，应当解除监护，恢复正常生活并分配工作。这份结论来之不易，前后相隔七年。
1974年7月31日，吕正操恢复自由，并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举行的“八一”建军节招待会。后来他回忆那段岁月，说自己连劳动的权利都没有，起初连书也无从阅读。对一个长期从事军政和铁路工作的干部而言，这种隔绝不仅是身体上的限制，也是精神上的煎熬。
刘沙之所以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，与她早年的经历有关。1918年，她出生于河北安新。1935年考入北平女师大附中，参加过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。抗战爆发后，她回到家乡投身抗日工作，由此与吕正操逐渐熟悉。
1941年，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曾递给刘沙一张纸条，转告吕正操希望与她谈谈。刘沙起初直言两人“不可能”，还说自己不愿意和所谓“大人物”相处。吕正操没有摆架子，只说：“合不合得来，不能只凭印象，坐下来谈谈再说。”
两人的谈话从革命理想谈到马克思主义，又谈到托尔斯泰、曹禺和巴金的作品。刘沙没有想到，这位旧军人出身的干部不仅思想朴实，也熟悉文学。1942年元旦，他们在冀中军区司令部举行婚礼。
婚后，他们共同经历敌后抗战。1944年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期间，毛主席曾请他们吃饭，这也是刘沙第一次见到毛主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吕正操长期负责铁路运输工作，刘沙也在铁道系统和教育部门任职。1965年，吕正操出任铁道部部长，事业正值重要阶段，却在两年后陷入长期审查。
1975年，吕正操重新出来工作，后来担任铁道兵政委、第一政委，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。那封被延误的申诉信、通县接待室里的几句话，以及刘沙持续不断的奔走，最终成为改变他命运的重要一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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